共同的心愿

在一些学术会议上，经常遇到北大的毕业生。他们毕业的年份不同，离开北大有早有晚，但都有一种对母校的深切的留恋。如果问他们：“回忆北大，你最留恋的是什么？”答案是一致的：最留恋的，或者说，最值得留恋的，是不断探索的精神，是培育了这种探索精神的学术环境。

我从1951年考进北大经济系以来，在这里学习和工作了三十七年，没有离开过北大。尽管如此，这种留恋的心情在我身上是同样存在的。在北大生活和工作的时间越久，我对这一点的体会就越深。而有这种体会的，肯定不止是我一个人。

在北大，上上下下，从教授到助教，从研究生到刚入学的大学一年级学生，都存在着一种不断探索的精神，所以图书馆的藏书变活了，教授们的渊博的知识变成了共同的财富。一本好书，在读者手中多次流转。一篇引起争论的文章，争相传告。一场精彩的学术报告，听者回味无穷。宿舍里，教室内外，时常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在交锋。这就是北大。哪怕是在五十年代初，当本本主义的教学模式开始统治北大讲坛的时候，我作为一个学生，在图书馆内仍然能接触到来自世界上各个角落的学术讨论的最新信息；在同教授们私下的交谈中，仍然能学习到课堂上所学不到的东西。哪怕是六十年代初，当盲从已经变成了一种灾难，思想的禁锢已经越来越变为现实的时候，我作为一个青年教师，仍然能从同辈人那里听到对权威的观点和评论，仍然能从学生中间了解到他们最关心的是什么问题：不是个人的得失，而是社会的前途。也许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中期是一段最艰难的日子。“经典中没有谈过的问题，不容许讨论；经典中已经谈过的问题，不必再讨论。”但这场文化界、思想界、教育界的风暴，并没有把北大所固有的探索精神毁灭掉。每一个北大人总有那么几个知心的伙伴，小范围内的探讨，岂是禁止得了的？于是出现了两个北大。一个是外界看得见、听得到的北大，那是浮在水面上的北大；另一个是只有生活在北大，同北大的命运始终拴在一起，继承并发扬了探索精神的北大人才能察觉到的北大，这是深藏在北大人心中的北大。不了解从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中期实际上存在着两个北大的人，是不了解北大的。结果呢？北大依旧是北大。

为什么“不断地探索”会成为北大的传统？蔡元培校长的功绩、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在北大的历史上，这些都是不可磨灭的纪事碑。但我朦朦胧胧地感觉到，使北大的探索精神得以代代相传并且紧紧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的主要原因，是北大人的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我总爱询问刚踏进北大校门的一年级新生：你们为什么选择北大？你们来到北大，希望学习到什么？他们的回答多半是：北大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在这里能够学习到有用的知识。仅仅过了一年，当他们读二年级的时候，我又用同样的问题询问他们。我发现，他们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对于北大这个好的学习环境，不再是空泛的了解，而是具体的认识。他们会说：“在北大，最重要的不是学到知识，而是学到钻研问题的精神、观察事物的方法、对待知识的态度。”他们投进了北大这个大熔炉之中，探索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从他们的内心中成长起来。

有了不断探索的精神，有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北大人不相信教条，不盲从权威，不随风摇摆。我记得我的一个学生在接受某一项研究任务时曾经说过：“我们接受课题，但不接受指定的观点，也就是不接受指定的结论。”这句话充分反映了北大的教师、研究人员和学生们对待研究工作的负责态度。

每当我走过学生宿舍区，看到一张张关于学术讲座的海报，特别其中不少是由北大的中青年教师主讲的，我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欣慰心情，因为这意味着北大的探索精神在继续，北大的学术环境被完好地维护着。我作为近若干届北大中青年教师、研究生、大学生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评奖组织的负责人之一，细心审阅送来的著作、论文、研究报告，我也总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情绪，我预言，在这些作者当中，肯定有一批在未来的学术界将显露头角的人物，他们是在北大探索精神培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单凭这些，我就可以满怀信心地告诉那些离开了北大、但依然留恋北大学术环境的广大校友：北大有希望，希望在于北大的年轻人。

北大的中青年教师日益成为北大的生力军。我问过他们：你们愿意留在北大工作，为什么？北大的住房条件很差：“这算不了什么。”北大对留校的讲师、助教们压的教学担子很重：“这能锻炼人。”北大的提职称条件比较严格，高级职称的名额有限：“严要求是件好事嘛！”你们准备坐冷板凳？“你们不也是这样过来的么？”从每届毕业的研究生中，我留下了一些“志愿兵”，他们加入到北大的教师队伍中来，为的是把北大办得更好，使北大的探索精神永远永远地保持下去。单凭这一点，我又可以乐观地告诉校友们：北大充满了希望，未来的北大校史将由这批中青年教师和他们教育出来的学生去撰写。

祝不断探索的精神在北大永存———这是广大的校友和我们这些留校工作、学习的人的共同心愿。